欧洲人最恨别人吃狗，与他们对牧羊犬的情可能是分不开的。国人喜枪，禁枪法案在国会总是通不过，与仔们对武的情也可能是分不开的，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。有些中国人常常用农耕社会的经验去想象西方，结果就闹一些误会。有一本走红的书，写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开舞会，与臣民们一起舞，于是开始叹：你看人家多风雅呵，多文明呵。哪像中国的皇帝呢？其实，舞是牧民们闲下来时最常见的娱乐方式，就像书法、篆刻、曲艺等等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，没有什么奇怪。即使那个法国皇帝是个好皇帝，但舞也不能成为证明。正像一个法国作家不能因为中国皇帝写诗、编书、写字、修史、唱戏、甚至装模作样地犁一下田，就惊讶万分，就认定中国皇帝比法国皇帝更尚，或是中国文明一定比欧洲文明优越。

弗雷泽和汤因比是“日不落帝国”的学者，有航海越洋的条件，可以到各个民地去游历，在西方学者中可能是最早有全球意识的。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可能受到帝国扩张政策的鼓励，研究的结果却引导文明的多元，引导文化相对主义，还有生态学、文化学一类新的知识领域，对西方中心论实际上给予了最初的动摇，与尔、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不一样。

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，西方史学重事；又说中国史是持续的，绵延的，西方史是阶段的，跃的。这都是很彩的创见。但他的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英，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。他曾经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，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，有正统气象，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困惑茫然，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。

革命史学家们算是重视人民大众了。像泽东，一看到造反的戏就鼓掌，说卑贱者最聪明，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。但这个能够向下看的史学，界还是不够宽广，比如他们关注的底层史只剩下阶级斗争，造反有理，只是把帝王将相史来了个倒置。郭沫若跟着泽东批帝王将相，在“文革”期间批到了杜甫上，说杜甫是个剥削阶级代表，说杜甫在乡下的房有“三重茅”，是最舒适的别墅，把阶级斗争搞得太离谱，几乎漫画化。

法国的布罗代尔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，有一生态学和文化学的克思主义的味。他写资本主义史，首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写起，从人们最基本的衣住行写起，甚至从、家、疾病写起。你可能觉得他写得有琐碎，但他推导来的结论很有力量，也往往让人吃惊。比方说他很重视人数量，在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质生活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这本书里，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详

击剑？……这一切现象后面都有牧人的影，有味和草原味。

古代欧洲人蓄蓄，结果很自然想到了人，便把人也蓄了，闹了一个隶制。他们看斗和赛不过瘾了，就想看看人是怎样互相角斗，这样就有了古罗的隶角斗。在东方，西藏同样有隶制的漫长历史，同样是对人畜关系的一复制。这是农耕文化里不那么主的东西。

克罗齐说过：一切历史都是现在时。如果我们现代人没有新的知识，就没法开始新的历史发现。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，是用现代知识这个钻从遗忘的暗层里开掘来的。

全世界都想西方化，但化来化去，大分没有化成，联合国的报告说，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。就算富了的地方，也不一定成为国第二，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。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：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？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？中国人多地少，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，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。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。中国人最讲人情面，一熟就和气，就“哥们儿”，就把原则打折扣，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。这就是文化制约制度的例。所以说，人们对现实的反思，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，可以说是一“今为古用”吧。

作为一个读者，总的印象是：我们现存的大分史学教科书是见瓜不见藤，见藤不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：这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、政治史、文献史，但缺少了生态史、生活史、文化史。换句话说：我们只有上层史，缺少底层史，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，缺少周到的了解和总的把握。

以前的知识英大多养尊优，不像底层民众那样，对生态压力受得更直接和更烈。生态与文化的关系，生态与制度的关系，生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，直到工业化后期，直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时，才成为一个突的知识难。